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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指具有共同文化习俗的人的共同体

发布日期:2018-10-28   浏览次数:   来源:吴江大卫镀金标识制作公司   作者:admin
依据历史编纂中的断代,法国大革命后的现代政治被定义和描述为“民族主义时代”。按照这一判断,在法国大革命前后,人类政治的基本形态亦有“革命性”变化,“民族国家”取代了“领土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可以摆脱、超越对领土的依附,或者“民族国家”无需要求领土权。
 
在理论层面,民族特指具有共同文化习俗的人的共同体。亦即,令民族得以凝聚、使各民族得以区分的是文化与精神,而非特定的地域。民族是自然生成的共同体,其习俗与文化精神可以随人的迁徙而转移;它们可大可小,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甚至可以延展到整个人类。抽象来看,民族就像在大地上游动的“精神”,它的确具有克服并超越土地限制的倾向。然而,民族精神绝不能离开肉身而得以维持;民族必由一个个血肉之躯构成。因此,民族必然需要一个“国家”,无法逃离财产与经济事务,也必然需要土地的养育。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中,领土的含义并未消失,而是融入了“国家”当中。甚至,由于民族的超领土倾向,及其无法摆脱领土的必然性,民族国家的理念形态与现实必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一张力是结构性的,民族国家与生俱来,无以摆脱,从而构成了现代政治的“恒久危机”。“现代共和国的本质,在法国大革命中一直悬而未决。它的各种张力作为正在化脓的意识形态伤口而持续存在着,并且与随后的‘民族主义’时代形影不离”。在政治现象层面,这一内在张力便外化为“世界主义”与“国家理性”之间的对立。现代国家的两难困境亦根源于此。
 
现代史学和历史社会学认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历经两次变革、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一个单一王朝的领导之下创建的复合制国家,但在行政与制度上并未实现完全统一。第二个阶段是在君主制形式下创建的现代主权国家,即众所周知的‘绝对主义’和后来所说的‘开明专制’。第三阶段是由君主绝对主义向人民绝对主义或‘民族’主权的转变”。
 
复合制国家与城市共和国之间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它们仍然维持着碎片化的主权、传统的混合政体,以及复合的多民族王国。复合制国家以极为宽和的方式构建并维持领土的统一:各属国虽然彼此接壤,却维持着各自独立的政治文化习俗,日常治理方式仍依各自的传统划定。亦即,在复合制国家中,领土仅具有形式上的统一,却有着内在文化与精神的边界。与之相比,“绝对主义”国家带来了激进的变革,成为“民族国家”具有实质意义的起点。
 
洪特援引查尔斯·蒂利的历史叙事,将民族国家的诞生追溯至法国大革命之前,追溯至16、17世纪“列强”的兴起,并将其与现代主权学说的诞生联系起来。在洪特看来,现代绝对主义大国的出现并非历史演变的无意识结果,恰恰是蓄意设计的“国家建构”之产物。主权学说便是国家建构进程的理论表达。
 
为了成功地进行经济与军事竞争,“列强”选择用“更为统一的模式来组织和保存大型领土国家”。绝对主义消除了复合国家中的政治多样性,开始了残酷无情地追求国家同质化的进程。“现代主权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政府机器,以便能够管理一个‘财政-军事’国家”。亦即,在你死我活的军事竟争之中,在追求安全与生存的“必需政治”逻辑推动下,“列强”追求领土的广袤与统一,并被建构为绝对主义君主国。甚至,尽管不列颠具有悠久议会传统,但近来的史学能够证明:它在“国家建构”方面极为成功,拥有“一个非常高效的中央集权化的致力于‘国家建构’的行政管理机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由多重的复合制王国变成一个“民族”君主国。的确,洪特极为重视“绝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将之视为同一“国家建构”进程的不同阶段。洪特甚至反复强调,理解这两者之间的连续一致颇为关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窥见民族国家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在他看来,“民族国家”是正当的“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的“正当性”意为:臣民或公民将国家视为他们自己的集体表达,并将这种集体表达设想为“民族”。亦即,民族国家中的全体居民“对自身的领土拥有完全所有权与最高统治权”,“民族”(或人民)而非作为私人存在的君主才是国家主权者。此合法性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人在理论上的自然平等与政治统治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绝对主义君主国开拓出辽阔疆域,造就大型领土国家(大型“民族”君主国),此正当性则志在为之赋予一共和政体。在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上,现代主权学说的兴起大体与这一政治历史阶段对应;它试图重新定义政治共同体,实现由“王权”向“主权”的转变。但是,主权学说的发展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分支:一为以霍布斯、卢梭、西耶斯为代表的间接人民主权学说,另一则为雅各宾派主张的直接人民主权观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民族国家的正当性仅限于政体层面,它并没有对领土占有的规范原则给出合法性解释。也就是说,领土仍被视为一种财产;但财产私有的“权利”从何而来?这却是现代建国理论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在领土国家,国家疆界的维持依赖军事征服与占有,因此依赖实实在在的武装力量。现代早期,自然法学说、财产权理论致力于为财产私有奠定一个正当性的规范基础,并将此逻辑推及国家对领土的占有。但是,这一努力有其内在困难。凭借“先占”取得对领土的最高占有权代表了一个从“事实”到“权利”的飞跃,也凸显了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巨大鸿沟。即便财产权理论诉诸“推测历史”,将之展示为人类应对“必需”与人口增长压力的产物,认为其合法性源自于它产生了无可置疑的经济效用;但它仍“不可能,也从未解释清楚,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怎么就能拥有其国民的领土。”
 
所以,人类的政治史虽然由领土国家时代迈入民族国家时代,但国家领土却一直未被主权的规范逻辑驯服。民族国家政体意义上的正当性仍然无法消除关于领土的野蛮争斗。亦即,在民族国家的身体层面,领土国家最为原始的法则仍在发挥作用:领土是排外的,也是竞争性的。面对领土问题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危机与弱点便随之展现:“国家边界的突然变动,可能很容易被视为一场‘民族国家’危机的指针。这就突出了领土合法性原则的弱点。”由于领土是法外之地,只能依靠占有与国家力量来维持,那么国家之间便处在恒久的“自然状态”(战争状态)当中。甚至,现代主权理论和自然法便是以此自然状态为前提。“自然法学家的努力是企图在一个强力而非权利占上风的世界上规范调节冲突的规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德谴责现代国际法的创立者们是‘可悲的安慰者’;这些思想家的眼光局限于把‘民族国家’的权力游戏视为人类政治活动无可逃避的环境条件,而不能看得更高更远。康德坚持认为,现代国际法不过是一种清洁版的‘国家理性’。”
 
正因此,洪特在《人类分裂的恒久危机》开篇便讨论国家领土与财产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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